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关税战扰动全球贸易秩序。在当前逆全球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挑战下广信配资，“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无疑为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韧性注入“强心剂”。
“在贸易战、关税战背景下，各国都将尝试发展替代性贸易关系，以降低受美国贸易政策波动影响的风险。其中一些贸易关系将出现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利比里亚前公共工程部长Gyude Moore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
近年来，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国和投资来源国，反映出世界先前欠发达地区在实力、财富和影响力方面不断上升的趋势。” Gyude Moore表示，“全球南方”国家积极争取在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创建自己的论坛来影响管理国际体系的规则。
“现有国际体系很大程度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权力动态，彼时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甚至尚未实现独立。可以说，‘全球南方’国家对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要求，正促使全球治理反映当今的现实。”Gyude Moore强调。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在Gyude Moore看来，许多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缺乏竞争实力，加强合作和知识共享十分必要。南方国家可以建立区域学习中心，依托这一平台，发展较快的南方国家可以为那些相对落后的南方国家提供奖学金和其他学习交流的机会。
谈及中国对于南南合作的贡献，Gyude Moore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过去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融资国。自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基础设施融资的首要政策工具。中国务实的支持，较少附加政治条件，与西方以政策改革为基础的援助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关于中非合作前景，Gyude Moore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成果与经验，将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自贸区建设对接做出重要贡献。
Gyude Moore曾任利比里亚公共工程部长和利比里亚总统幕僚长兼总统执行部门负责人。目前，Gyude Moore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讲师和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非驻地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涉及非洲治理、基础设施投资等。
中国崛起代表“全球南方”命运变迁
《21世纪》：你认为“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等概念有何区别？广信配资
Gyude Moore：我不确定有多大区别。我认为不同的人使用这些概念来定义相同的范畴。“第三世界”通常指西方和苏联之外的国家。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开始代指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并不自称为“第三世界”，可能认为称谓背后带有贬义色彩。我认为，发展中国家更喜欢将自身放在“全球南方”范畴里，因为“全球南方”体现出这些国家的团结、共同的殖民主义经历以及规划未来的决心。
《21世纪》：近年来，“全球南方”崛起。“全球南方”的发展对全球治理有何影响？
Gyude Moore：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的命运变迁。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国和投资来源国，这反映出世界先前欠发达地区在实力、财富和影响力方面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些国家还包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等。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包括上述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要求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同时，这些国家还创建了金砖机制等平台，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二十国集团（G20）的地位日益提升，可以说与七国集团（G7）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在全球治理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替代性贸易推动全球南方合作
《21世纪》：有观点指出，“全球南方”国家正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对此，你怎么看？
Gyude Moore：每个规则接受者都希望影响规则，“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例外。如前所述，“全球南方”国家都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创建论坛来影响管理国际体系的规则。现有国际体系很大程度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权力动态，当时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甚至尚未实现独立。这些南方国家对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要求，正促使全球治理反映当今的现实。
《21世纪》：“全球南方”国家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会给“全球南方”合作带来哪些挑战？
Gyude Moore：任何群体都并非铁板一块，对于拥有不同历史、政治制度、工业化水平的主权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全球南方”各自的国家目标有时可能相互冲突，在制造业基础和制成品生产方面存在竞争差距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此外，一些国家还面临着争夺“全球南方”领导地位的竞争。这有时会导致合作变得困难。大国博弈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不愿“选边站队”的一个摩擦点。
《21世纪》：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政策持续扰动全球贸易秩序。在关税战、贸易战背景下，你对于“全球南方”合作前景有何看法？
Gyude Moore：无论关税是否取消，各国都将尝试发展替代性贸易关系，以降低受美国贸易政策波动影响的风险。其中一些贸易关系将出现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
加强知识共享
《21世纪》：绿色发展和人工智能是全球关注的重要领域。你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的潜力如何？对于深化合作有何建议？
Gyude Moore：“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管理绿色转型成本。许多国家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容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冲击。中国仍然是绿色技术和绿色融资的重要来源。鉴于许多南方国家在老旧技术方面并未有大量投资，在绿色转型方面应该比那些不得不淘汰现有化石燃料设施的北方国家更加容易。在人工智能方面，由于许多南方国家缺乏竞争实力，因此加强合作和知识共享将十分必要。南方国家可以建立区域学习中心，在人工智能方面进展较快的南方国家可以为那些仍然落后的南方国家提供奖学金和其他学习机会。
《21世纪》：根据你了解情况，如何评价中国在南南合作中发挥的作用？
Gyude Moore：过去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融资国。自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基础设施融资的优先政策工具。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修建坦赞铁路时，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就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这条铁路连接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如今，中国为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提供融资，该项目将连接肯尼亚和乌干达。中国务实的支持，较少附加政治条件，与西方以政策改革为基础的援助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在我看来，两种模式都不可或缺，且各有优势。
《21世纪》：中非合作为南南合作提供了哪些经验？未来，如何加强非洲自贸区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促进南南经济一体化？
Gyude Moore：中非关系与合作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结合双方的需求和发展重点，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合作方向。由于这一论坛的存在广信配资，融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自贸区建设将更加容易。加强非洲经济体之间的协调，统一规则和监管，将使非洲大陆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合作。而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将为上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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