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时策略复旦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助理卢华：扩大离岸人民币金融资产池，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效

2026年1月9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政策圆桌会第10期”，暨“如何看待当前宏观金融形势系列”第3期活动。本次圆桌会聚焦“当前跨境资本流动形势”，与会专家围绕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自贸区金融创新、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及离岸金融体系建设等议题，系统分析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并探讨现代金融体系演进下的金融开放与风险管控实践。

复旦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助理卢华认为，自贸试验区作为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载体，13年来在制度创新与金融开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据介绍，上海约40%的跨境资金流动及人民币跨境结算均发生在自贸区内。作为核心制度创新，FT账户实现了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及账户内自由兑换，显著便利了企业的资金管理、跨境投融资及市场化汇率选择。同时，该账户以“一线划转自由、二线有限渗透”为原则，在提升资金划转灵活性的同时，也为分账核算与全流程风险监测提供了坚实支撑。

卢华认为，制度型开放是跨境资本流动便利化的核心动力。上海自贸区在外资金融机构准入与业务平等、跨境资金流动规则、数据跨境流动及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方面均有实践经验。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模式，企业既能获得更高资金自由度，也能通过宏观审慎管理确保境内资金安全。此外，上海正加速推进离岸金融体系建设，包括业务流程数字化、央地协同监管、数字人民币跨境机制及离岸金融资产池扩容，为企业跨境融资与结算提供更完善服务。

展望未来，卢华表示，跨境资本流动将持续受到自贸区制度创新、金融监管完善、企业“走出去”及全球资本配置和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和技术赋能等多重因素影响。她认为，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协同机制为金融创新成果扩围提供条件，而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也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内在联动、成果转化和制度支撑。

卢华在“圆桌会”上发言

以下为卢华发言全文（已经本人审订）：

上海自贸试验区从2013年设立至今已经运行了13年。数据显示，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收支占同期上海市人民币跨境收支总额的四成，FT账户本外币跨境收支折合人民币年均增速超30%，也在海南、广东、天津实现了复制推广，足以体现中国“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改革路径，更契合了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初衷的设立宗旨。自贸区金融创新的许多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改革的努力，既源于地方层面的探索诉求，也离不开中央层面的统筹支持，是在央地协同中逐步推进的改革进程。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制度型开放和自主开放的重要载体，今天就以“以制度型开放促进跨境资本流动便利：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为主题做分享。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自贸试验区推进金融开放与创新？

从自贸区设立之初实体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梳理，我们认为实体企业对跨境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我国跨境账户体系较为复杂，账户类型繁多，企业资金被分散在不同专用账户中，资金调度和使用效率较低，操作成本较高。

其次，在结算服务方面，过去存在较多繁琐的审核环节，企业希望快捷便利，简单直通。

其三，在融资服务方面，希望成本低廉，选择充分，以2013年为例，当时人民币海外融资成本处于较低水平，许多实体企业迫切希望能够统筹利用境内外金融市场及人民币与外币资金资源，即“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展融资活动，但存在着不少障碍。

同时，实体企业不仅关注投资渠道是否更加多元，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更加重视风险管控工具是否充足，以及资金管理能否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和内部化，而非被动分散在多个专户中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从开放趋势角度来看，其内在动力实质上源于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需求。必须承认，现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规则在设计之初，主要是围绕跨境实体经济投资等直接投资领域展开。然而，从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角度出发，尤其是资本及金融账户的开放，现有的制度考量已显不足。随着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升，风险管控模式也相应提出了新的制度创新要求，也成为必须面对和系统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指向现代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演进。

因此，我国面临现代金融体系国际化发展的阶段性课题。当前所讨论的金融基本要素，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和机构，而是进一步延伸至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治环境以及金融体系国际化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认识并评估离岸市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亦不可回避。

如何实现离岸与在岸市场的有序对接

业内周知，在国际实践中，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通常通过特定的账户体系实现对接。

在不同对接模式中，避税港模式显然不能在我们的政策选择之列；而伦敦、香港等内外混合型模式，对我国现阶段的监管能力而言挑战较大。

相较之下，内外分离型模式，如美国的国际银行设施（IBFs）和日本的海外账户（JOM），以及新加坡的渗透型模式，则更具现实参考价值。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运行的FT账户，实际上正是一种渗透型账户安排。

从自贸试验区的整体制度设计来看，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一套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兼顾风险防范的金融创新制度体系。自2013年起，这一政策框架逐步搭建并不断完善。

实际上，我国在有限空间的自贸试验区内，集中推进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改革举措。其中，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被明确列为优先推进事项，自贸试验区率先实施的金融机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构建了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制度体系。尽管围绕其功能定位和便利程度仍存在不同观点，但FT账户仍是当前深化各项金融便利化措施的重要支点，也是依托账户体系探索资本项目开放的关键载体。

我国跨境资金管理方式已逐步由“逐笔审核”转向“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将事前审批更多转化为事中、事后监管，这一系列制度转变，正是建立在FT账户这一基础性制度安排之上。而要理解这一转变的制度基础，首先需要回到我国现有的跨境账户体系。

我国跨境账户体系较为复杂。纯离岸账户（OFFSHORE ACCOUNT，简称OSA）涉及多币种，但主要面向可兑换货币，而人民币尚未纳入其范围。因此，业界一直在探讨是否应增加离岸人民币在OSA中的使用。OSA账户属于纯离岸、外来外去性质，无法直接办理结汇。这也决定了其在支持人民币跨境使用和金融开放方面存在明显局限。

其他境外机构可开立非居民账户（NRA），而自贸区则创新推出了自由贸易账户（FTA）。在海南和广东自贸区，为适应更高标准的金融开放，FTA账户进一步升级为多功能自由贸易（电子围网）账户（Electronic Fence Account，简称EF账户），基于“电子围网”理念，旨在为跨境融资、并购等业务提供本外币一体化金融服务。

因此，FT账户本质上是本外币一体化账户，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账户的最大特点。该账户不仅实现了本外币合一，还支持账户内资金自由兑换，便于分类管理。尽管关于其适用性和便利性仍存在争议，但自2014年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FT账户已开立超过17万个，并推广至海南、广东、天津等地。

FT账户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多币种统一管理，解决了此前多账户分散、操作繁杂的问题。在资金划转上，该体系遵循以“一线自由划转、二线有限渗透”的原则，并持续提升便利性。同时，FT账户实现了与其他账户的互联互通，极大便利了跨境投融资、并购及大宗商品套期保值等业务。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方面，企业可通过FT账户灵活选择多元化汇率机制。这种借鉴新加坡经验的“有限渗透型”账户模式，并不严格依赖地理意义上的自贸区。在上海，符合条件的区外企业，尤其是那些高科技企业，只要银行具备FT单元核算系统，也可开立账户。

此外，在风险管理方面，FT账户体系通过分账核算与监测，构建了“全电子围网”，利用本外币一体化优势，帮助企业更高效地统筹利用境内外金融市场及人民币与外币资金资源，优化融资布局和资金管理。

制度型开放下的金融创新与离岸体系构建

当前，金融开放的首要着力点是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型开放。

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自贸区实质上是金融领域专项政策先行区，涉及多个方向。其中之一是外资金融机构准入与业务平等，构建内外一致、开放包容的金融机构准入准营制度。在外资机构股比限制取消的背景下，核心在于准入后的准营问题。

过去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默认是，其经营离岸和外币业务可以开展，但人民币业务仍需许可。事实上，现在上海出台了许多促进性政策，旨在做到内外一致、开放包容，即凡是没有明确规定只能由内资银行开展的业务，都对所有金融机构开放，落实国民待遇下的准入与准营安排。

在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方面，上海构建了可测可控、自由便利的规则体系，并强调根据不同投资类型和企业主体差异化管理。其目标是实现投资转移自由、分场景细化规则、分主体放宽限制，逐渐形成与国际接轨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

地方在推动金融创新时面临诸多挑战，很多政策并没有明确，具体如何落地，需要地方具备较强的执行能力。全国自贸区的调研显示，上海虽然许多政策并非独有，但通过细化操作指引并加强协作，将政策落地并推动经验复制。

比方说，浦东临港希望发展离岸金融，其核心支撑是离岸贸易。离岸贸易虽可通过转手贸易等形式开展，但手续繁琐，随后临港通过离岸贸易专营子公司模式突破限制，这一过程体现了地方落地能力的重要性，每一步进展都非常不容易。

此外，还包括建立分类分级、安全有序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制度规范，以及强化央地协同和数字化监管，构建与扩大制度型开放相适应的监管规则。

二是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开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形成了内在联动机制。这是上海自贸区的独特优势，由于陆家嘴等核心区域划在自贸区内，很多开放措施可以迅速在国际金融中心层面转化为成果，以全球化平台放大创新效应。

三是FT账户的法规化定型、功能升级扩容与应用场景拓展也在不断推进。原先FT账户在一线放开的操作上具有一定政策弹性，近年来通过法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推动功能突破并与国际惯例对接，例如支持银行基于境外机构FT账户开发市场化定价的存款产品。通过场景拓展与产业适配，如满足跨境电商“境外集中收款 + 境内快速分账”应用，促进结算便利。

2025年12月5日央行新出台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实施办法（试行）》，其核心逻辑是，一线放开，增强账户连通性，实现跨境资金自由划转；二线管住，对境内资金实施审慎管理，通过外币严格限制、人民币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实现本外币合一，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四是离岸金融体系的构建正在加快。上海过去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发展离岸金融，直到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升级版政策出台时，才正式明确提出浦东要建立离岸金融体系。

首先，当前建设离岸金融体系的核心基础，是按照数字化与智能化进行重构，而非沿用传统旧模式，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已经逐步完善。其次在建立央地协同监管机制、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市场机制，以及扩大离岸人民币金融资产池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离岸资产池涵盖上海自贸区离岸债券、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跨境再保险分保等，也在逐步丰富。

同时，还需推动跨境融资与结算模式创新，推进跨境融资以人民币结算，以及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的综合改革。在离岸业态集聚方面，支持金融机构在临港设立离岸业务专营团队，开展离岸财富管理、跨境银团贷款、离岸债券发行等业务。通过交易平台开放，提升国际机构的参与率。

另外，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自贸试验区尤其在跨境贸易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方面对实体经济构建了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从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深化金融创新和开放的动力来源来看，首先，其顶层设计起到了关键作用。多年来，自贸区常面临政策落地难题，但近年来，央地协同机制逐渐成熟。从顶层设计、部市合作，到地方政策，再到试点容错机制，整体流程已基本贯通。

市场需求同样是最重要的驱动力。一方面，企业“走出去”需要金融支持，涉及实体经济发展和全球资本配置；另一方面，全球资本配置人民币金融资产和新兴产业发展融资需求，也推动了跨境金融创新。此外，区域协同联动模式下的跨区域生态整合，由于各个自贸区都位于重要经济带，也产生了新的协同效应。

同时，技术赋能推动跨境业务便利化，大量新兴技术正在加速实现这一目标。数字货币的发展也为跨境资金流动提供了新路径。

这种双向赋能的高水平开放，随着制度型开放的深化，正促使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参与者”和“引领者”转变。

接下来，上海自贸区金融发展的重心是通过自贸区金融创新服务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金融开放创新的“试验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应形成“创新先行 - 经验沉淀 - 能级跃升 - 反哺创新”的双向赋能。前者通过制度突破、业态创新、风险测试为后者提供“源头活水”，后者则以全球化平台、资源集聚、标准输出为前者拓展 “实践空间”，共同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 “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现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双向赋能：

其次，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系统集成”，构建“离岸 + 在岸”双循环体系，围绕“资本流动、数据跨境、离岸交易、风险防控”构建系统规则体系，推动上海自贸区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金融节点。目前，需要将过去单向、独立的开放举措进行系统集成，通过首创性探索，构建离岸和在岸的双循环体系。

最后，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要更加精准布局，许多领域仍大有可为。同时，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实现金融创新成果扩围，并致力于监管体系改革与有效风险防控，探索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更好管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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